三、新常态下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层次分析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以中高速增长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
罗素（《西方哲学史》）评论古希腊的酒神崇拜，说那是对过于的理性的生活的必要平衡（解毒剂）。在我借题发挥完全跑题之前，还是先推荐萨勒教授的名著（也是公认代表他的经济学思考的学术传记），《Misbehaving: the Making of Behavioral Economics》，W. W. Norton
在我借题发挥完全跑题之前，还是先推荐萨勒教授的名著（也是公认代表他的经济学思考的学术传记），《Misbehaving: the Making of Behavioral Economics》，W. W. Norton。在拉丁文里，这一短语最初的意思是：一满盘各种各样的水果。萨勒的问题，根据他的自述，年轻时开始纠缠他，至今仍然是一个问题，那就是主流社会和主流价值如何束缚本真意义上的精神自由，以及每一个人怎样挣脱这一精神枷锁。我的朋友当中，唯一承认读完了这本书的，王烁（《财新周刊》主编）两年前已写了一篇读书笔记，是给任何希望读完萨勒这本书的书评佳作（读者可自己微信检索王烁这篇文章）。也因此，有限理性假设成为当代行为经济学最源远流长的假设。
尼采激烈批评西方人有太强烈的阿波罗（太阳神）精神从而继承了太少的酒神（核心就是狄奥尼索斯）传统。萨勒的风格，更接近酒神的。所以，从整体来看，降成本同时也是利益分配关系的调整。
而要降低整个社会的公共风险水平，那就要加快改革，加快制度的创新，推进制度变迁，使制度和风险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匹配，充分发挥制度及时防范化解风险的功能，避免风险累积和集聚。按照历史成本定价与按照未来风险定价，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定价机制。是去产能减少了产量，导致价格上涨，还是需求突然大增所致？这恐怕都难以自圆其说。再比如现阶段的资金是相对过剩的，但是当银行给企业贷款的时候，首先要评估企业的风险状况，中小企业风险大，利率就要高，大企业风险低，利率就低。
现在的成本实际上是风险的转化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风险社会意味着有很多的风险要内部化，比如老龄化的风险要企业承担，就是社保缴费，导致企业的成本上升。但我们的制度变迁无疑是慢于风险产生的速度，这时整个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就会放大，行为方式也会转变，就会导致成本快速上升。
从定价的角度来看，我们过去说的定价是按照历史成本来定价，或者说是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降成本是整体性问题 过去我国的发展是低成本、低附加值，现在变成高成本，但依然是低附加值。这里所说的制度变迁滞后是相对于风险而言的，制度变迁跟不上风险的衍生、扩大，而风险会转化为生产、生活的成本。高成本的时代实际上和高风险的时代是一致的。
而现在的定价机制已经改变，是按照风险来定价的，或者说是以未来风险为基础的。随着风险水平的整体上升，全社会的整体成本就会上升，微观主体的成本也会水涨船高。社会诚信水平下降，信用风险普遍增高，所有企业的成本都会由此而增加。还有环境污染的风险要内部化，也会导致企业的成本上升，不能企业去污染，而让政府来治理。
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实体经济在内的成本就都会提高。风险预期改变了行为，行为改变了供求关系，从而改变了价格。
其实成本问题，还是一个分配问题。这些成本之所以会越来越高，根本原因是制度变迁滞后。
需要政府推动降成本，自然是当前成本太高了。从去年到今年，国务院及各地方政府都出台了降成本的政策措施。进入 刘尚希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降成本 。当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程度总体下降的时候，即公共风险呈收敛状态时，经济、社会整体的成本水平才能够下降。这边降了，那边就少了，比如降了工资，人工成本虽然下降了，但是劳动者的收入也会减少，这就涉及分配的比例关系。一旦按照风险来定价，就不是以前那种基于所谓的供求规律——供大于求就会降价，供小于求就会涨价。
一些地方当年的经济增加值已经低于当年的总投资，经济发展的成本越来越高从期货与现货价格的关联中不难发现这一点。
是去产能减少了产量，导致价格上涨，还是需求突然大增所致？这恐怕都难以自圆其说。一旦按照风险来定价，就不是以前那种基于所谓的供求规律——供大于求就会降价，供小于求就会涨价。
当定价机制按照未来风险在定价的时候，风险水平全面上升，就意味着所有的生产要素都会变贵。除此之外还有抵押，抵押要评估，担保还要有再担保，这就产生了交易费用，所以整个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就很高。
从去年到今年，国务院及各地方政府都出台了降成本的政策措施。当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程度总体下降的时候，即公共风险呈收敛状态时，经济、社会整体的成本水平才能够下降。比如煤炭、钢材的产能是过剩的，政府正在推动去产能，结果去年下半年出现了煤炭、钢材价格大幅度上涨的情况，这用流行的经济学原理是无法解释的。其中更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是供求双方对风险的判断。
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这边降了，那边就少了，比如降了工资，人工成本虽然下降了，但是劳动者的收入也会减少，这就涉及分配的比例关系。
单从一个企业的角度来看，降成本是很难的，因为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以及企业的各项成本之间都是相互关联的，这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随着风险水平的整体上升，全社会的整体成本就会上升，微观主体的成本也会水涨船高。
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的成本不是会计学意义上的成本，而是风险的转化。从定价的角度来看，我们过去说的定价是按照历史成本来定价，或者说是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
为什么从低成本变成了高成本？直观地从会计成本的角度来看，成本高就是原材料成本高、能源成本高，还有销售费用、管理成本、财务费用高，这些都构成企业的成本。而现在的定价机制已经改变，是按照风险来定价的，或者说是以未来风险为基础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降低整个社会的公共风险水平，那么，高成本是无法降下来的。但我们的制度变迁无疑是慢于风险产生的速度，这时整个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就会放大，行为方式也会转变，就会导致成本快速上升。
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实体经济在内的成本就都会提高。所以，从整体来看，降成本同时也是利益分配关系的调整。
而是基于供求双方的风险判断，风险上升，就会涨价，风险下降，则会降价。这里所说的制度变迁滞后是相对于风险而言的，制度变迁跟不上风险的衍生、扩大，而风险会转化为生产、生活的成本。
这些成本之所以会越来越高，根本原因是制度变迁滞后。那怎么理解成本太高？为什么成本会高？这些问题搞不清楚，可能无法真正实现降成本。